文：仝思考
目录
一、中国银行业的一些非典型现象
二、理解中国商业银行的十个关键词
关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曾经有若干预言，包括但不限于：“21世纪的恐龙”、“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银行业凛冬将至”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预言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截止到年三季度，整个行业在不良率、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主要风险管理指标改善的基础上，资产、负债、营收、利润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从结果看，有挑战，但总体趋势并没有掉头向下。
预言出现偏差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预言者并没有真正看懂中国的银行。
对于拥有超过万亿总资产、家持牌机构、23万个网点、万全职从业人员，占中国金融业规模超过90%的商业银行来说，任何单一视角，都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庞大、复杂的“生态系统”。更特别的是，当新的经济周期、政治周期、技术周期交汇，叠加新冠疫情的巨大脉冲，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了若干“非典型现象”，进一步增加了看懂银行的难度。
现象一：规模、利润与估值的反差
一方面，中国银行业巨大的资产规模（年三季度末银行业总资产万亿人民币，全球前10大银行，中国独占4家）和利润总量（整个行业净利润超过2万亿，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前十名8家是商业银行）常常引发争议。“看起来”银行业是一个垄断、暴利的行业。但另一方面，银行享受着市场上最低的估值待遇。A股上市银行估值在中信一级、申万一级全部行业中垫底，并成为少数破净的行业之一。
现象二：经济下行预期与现实基本面的反差
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银行是传统周期股，与经济周期共生共荣，增长潜力有限。在疫情的非常态冲击下，银行息差收窄、资产质量预期会进一步恶化，银行业凛冬将至。但另一方面，年、年、年前三季度银行业的业绩与这种悲观的感觉相背离，在风险抵补能力增强（大中型银行的核心风险指标持续改善）的同时，利润增长仍在继续，甚至少数银行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实力。
现象三：技术加持的新商业银行与旧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反差
一方面，银行4.0、金融科技下半场、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今天的商业银行置身于“智能时代”的洪流之中，新的战略范式、管理范式不断涌现，业务、产品、流程、渠道被广泛重构，新的生产力带来了全新的革命，一个银行业的“美丽新世界”似乎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从经营效率上，整个行业的资产、资本回报却处于史上最低的区间之一（年行业平均ROA、ROE分别为0.77%、9.48%），远低于十年前（年行业平均ROA、ROE分别为1.3%、20.4%）。新世界并不是那么高效，这让银行人充满了疑惑。
现象四：持续改善的业绩与日益增长的压力之间的反差
一方面是-年以来，大多数大中型银行，特别是上市银行业绩持续改善，步入短期的上行通道。另一方面，近几年随意问身边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业务好做吗？银行未来前景如何？大部分答案是这样的：存款压力太大了，资金成本水涨船高；好资产难找，一般的项目根本不敢做；新开发一个客户的成本越来越高；投入再多费用，业务似乎也不见起色；贷款也没有过去那么管用了……既有资产荒、资金荒、客户荒，还有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战略焦虑，以及严监管带来的创新难，银行人陷入了严重的内卷和压力。
“存在即是合理”，上述这些“非典型现象”背后有宏观系统的逆周期调节因素、银行自身战略调整（比如结构的腾挪，零售换对公，一般存款换同业负债），更有收益风险的滞后性，需要更长时间看待短期的业绩。
但这些非典型背后更藏着中国商业银行特殊的经营逻辑和客观的行业规律。本文试图跳出短期的经营视角，透过几个关键词来寻找这些规律和逻辑。
关键词一：有限市场化
“有限市场化”是一个中性的表述。它决定了这个行业的基本逻辑——你无法用完全市场化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商业银行实践。
商业银行的一个特殊性在于：特许金融牌照需要其承担社会信用中介和吸收储蓄的责任，也因此，它享受着最后贷款人无限救助的“福利”，而代价则是牺牲“纯粹的盈利性”。
与此同时，中国绝大部分商业银行带有国有资本属性，与“有形的手”关系密切，被视为“财政的分支”。在特殊的行政体制下，商业银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非市场化行为”——商业意义上的自主性相对弱化。
有限市场化体现在多个方面：
比如，行政管制的约束：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规模、销售行为等的宏观审慎与微观行为管控，MPA、价格自律机制、制造业贷款、普惠金融、房地产信贷等各类窗口指导。
比如，特许经营的限制：各类金融牌照的主业与制度要求趋于严格，信托归信托，资管归资管，租赁归租赁，银行也需要回归银行。
比如，国有资本的责任：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金融机构，天然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的义务，在追逐盈利、追求效率的同时，时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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